一生之幸
何端峰
2019年中秋
能够进北大物理系是我最大的幸运。
高考完了以后我妈妈去邮电学院打听过，那里有她的朋友。
“我儿子报了你们系。他得了448分。”
“那没问题。他进了！”
我妈妈高兴之余，想起来补了一句：“不过他是报的第二志愿。”
“那没戏了！”
不知道是入学以后多久，我抓住凤毛麟角的数据，经过严丝合缝的推理，证明了我在物理系当年入学同学里分数最低。今年聚会时有同学偷偷告诉我，其实我的证明还不够严谨，在某个环节上有漏洞。不过都这么多年了，就像当年谁年龄小一点一样，当年谁多几分又怎么样？我早就原谅他们了！
我学老师教的功课就很辛苦了，可是同宿舍的区泽宇却在读伯克利的物理教程，做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的数学作业！处处连续但是处处不可导的实函数存在吗？我想象不出这个概念，可是区泽宇可以证明这个定理！符旭简直是本英语词典，随便问他什么词他都会。个子最小的朱传界15岁入学，跟比我小五岁半的弟弟个子一样大。因为他也是湖南人，我曾经把他接回家过节什么的，也是有意给弟弟一点鼓励。没想到他到了我们家就迷上了小人书——一直到上北大以前他压根就没见过小人书！另一个小个子石朝东也是15岁入学。他的床是靠门的下铺。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一根线绳穿过门洞，另一头系在自己手腕子上，这样他的同乡同系不同班同学纪泓可以早上拉拉绳子，叫他起来跑步，还不影响其他同学睡觉。其实区泽宇也是15岁入学，只不过他个子比我高，我就一直错以为他年龄也比我大。（后来终于个子高到可以抬起头来了，一天同班同学问我，我就很自信地说：“一米七五！”她半拍都没停：“二等残废啊！”不过这是后话了。）
上大学很痛苦的一点是没什么作业，有的时候整个一门课没作业，让我无法在期末考试以前证明自己没学会。除了政治课都不点名，想去不去随便。当然吃饭睡觉锻炼晚自习什么的也都随便——也许这也是北大的传统，不但没有戒律一切都要自己琢磨，就连这一点也需要自己琢磨出来。好处是大家都很快就学会了自律。
男生宿舍的臭球鞋味浓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地了，系里就从每个男生宿舍抽出一个人来，另组成一个宿舍。我们新宿舍七个人是由两个班的同学组成的。那时候兴煮方便面，而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加什么佐料才好。除了偶尔有个同学出去买根葱以外，更多的时候就是念叨一下姜岩松的名字，有如望梅止渴。他不但很爽朗地跟我们笑笑，而且放假带回来一瓶镇江香醋。不过也没准是他让刘毅带回来的。
每次年终总结的时候我都很痛苦，因为实在想不好自己的缺点——倒不是自我感觉太好什么的，而是因为不但要自己给自己找缺点，还要写下来放进不知道长啥样但是听着特吓人跟着你一生一世可能还要多的档案里，心里实在不怎么坦荡。于是我有一天问陈海平他的缺点是什么。“有时过分谦虚”，他说。不但“过分”，还“有时”！我顿时对海平和中国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阶跃式的认识提升。
我们自制了一个电炉。虽然“热得快”我们有，在杯子里煮方便面实在有损方便面的尊严，不能全身而进！电炉子的基础是一块轻砖，是海平从校园里的建筑工地顺来的。我去海淀五金店买的电热丝。温凡平用改锥在轻砖上凿上回路，然后把电热丝拉开到回路的长度，妥妥地填进去。再接上电源线，一个简易电炉就做好了。不但用起来方便，而且不用的时候扣过来放床底下，完全就是一块方方的轻砖，谁也不会知道这是个电炉。有了这个电炉，锅里一次可以煮两袋方便面，那叫一个奢侈！后来海平闲极无聊，做了个实验，看电炉能烧透多少张电话簿的薄纸，结果电炉把自己烧毁了。
如果大家跟我家人保密的话，我还可以跟你们分享个秘密。物理系当年排课排得相当紧，下午可能还有空，上午每天都是满满的四节课。可是过来人都知道，早上八点钟上第一节课实在是太早，尤其是冬天，早上又冷又黑，从暖暖的被窝里出来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坚定的毅力。中午十一点五十下第四节课又太晚，因为食堂都是十一点开饭，正常下课以后再赶去就只有别人选剩下的不引起食欲的菜了。这还不考虑有的老师到时候不下课，明明听到同学把饭袋里的饭勺和饭盆敲得叮当响却假装没听见故意拖堂。于是在某些因无辜而需要匿名的同学的带领下我们开始逃课，美其名曰“自学成才”。这里我郑重宣布，我对陈某平同学毫无怨言，他根本就没有说服动员任何人不去上课，而只是以身作则而已。榜样的力量，咳，咱们就不说了。不过自学能力确实很重要。俗话说一朝失足终生受益，就是这个意思。
在宿舍自学成才的一项娱乐是听温凡平睡觉打呼噜。我曾经很想给录下来。至于录下来干什么，当时年轻还真没想那么多。可是这也绝了，我们等他呼噜声均匀了才按录音键，可是录音键一按下去他的呼噜就停了。我们把停止键按下去没两秒钟他就又开始打呼噜。屡试不爽！
某年系里在圆明园举办合唱比赛，听说廖冰胳膊骨折了还吊着胳膊带伤上战场，一只手指挥他们班获得了第一，让我们在心里暗暗地给她竖大拇指。我说“听说”是因为我们班比较无组织无纪律，竟然无人到场参加比赛！不过当年的纪律散漫让我们更加热爱这个集体，毕业以后每次聚会我们班都是最积极参加的。
学FORTRAN的时候，我给自己出的题目是用最少的行数写一个程序打印任意年份的日历，而且要两个月一排。朱传界做的题目是打印π的前一万位。后来我去做了工程，而他做了理论物理，其实那时候就可以看出端倪了。如果我足够聪明的话。
话说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我上的是北大男学院。其实不然。我在北大这段日子，确实受益于一些女同学的影响关照甚至关爱，完全不谈也是对她们的不敬。只不过事关女同学的一字一句都要斟酌，不要在无意中害了人。所以后面说的事都隐去名字。（前面提到的廖冰也是女生。不过那时候我跟她不是一个班，无缘认识。）
我在一个同学群里提到过，我曾经在31楼过了一夜，一众同学都很惊讶、好奇。我推脱其辞，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似的。其实事情完全没有什么浪漫性可言。只不过是某（单复数不详）女同学借好了放大机，邀请我帮助洗印相片而已。31楼夜里是要关门的，可是印照片这事只能在天黑以后干。好在那会不但胆子大，膀胱也比较给力。照片印完了，同学问我要不要在她的床上睡一会（别乱想，她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睡一会），我坚决没同意，而是正襟危坐，说了一夜的话。如果哪位住31楼的同学某天早上自己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在楼道里看见过一个男生，请接受我深深的歉意。而且那个男生肯定不是我！
有一次，我因为生病住院，有几天没去湖边读书。我在湖边认识的留学生朋友竟然请她的室友（中国同学）来探问我。而且，这位室友居然在不知道我的中文姓名的情况下把我找到了！我对她俩的感激之情也是罄竹难书了！
四年级的时候班里几个女生邀请了包括我的几个男生一起去承德旅游。承德除了避暑山庄还有外八庙，每一个庙都分别卖票。我们去了一两个以后就发现，每个庙的围墙都有豁口。囊中羞涩是我们的通病啊！于是我们每到一处都先找豁口，后来甚至直接问刚出来的游人有没有看见豁口，他们也都乐意帮忙。晚上我们不愿意和陌生人住旅店（那时候的常态是男女分开，去和陌生人合住类似宿舍的大房间），而是选择几个同学一起住一个房间。很多年后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人问起当年她们为什么选了我们，她们说，一开始选了谁谁谁都没答应，后来又选了谁谁谁也不来，所以她们就选了我们。天啊！亲同学啊！这么多年不告诉我，你们就是为了保护我的自尊心吗？你们怎么这么温柔！
我曾经给自己在北大的四年定了个计划，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比如要变得更加外向。某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这就说明现在的我跟以后的我会有根本的不同。除了吓了自己一跳以外，我也赶快结束了一段友情，伤了人家的心。现在想来，那时候真幼稚啊！不过从另一方面讲，那时候也还有点成熟：不管是学校的“不鼓励”政策，还是家长的谆谆教导，都没阻止和女同学的交情。
在北大读书六年，我伤过别人，也受过伤。不过不管怎样，没有一个人有过一丝一毫的坏心。我们曾经是那样的纯真。我们曾经是那样的年轻。
有的人是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长大的。我是在心灵和身体的各种磨难里长大的。对于我这种人，走过的心路比别的路要重要。当年我就体会到，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心理磨练不同，所以不能互相比较说我比你经历的多什么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经历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自己有限的经历里想了多少，吸收了多少，改进了多少。对于给我营养的所有同行者，我心存感激。
如果说那几年有什么遗憾的话，第一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都太幼稚了，不会表达关爱之情。比如我们有些同学，极优秀的同学，因病休学，没能跟我们一起毕业。可是我们没有关怀他们，送别他们。我们也没有讨论，没有给自己一个交代。试想如果大家一起乘大巴出游，中间一站有人掉队，我们会假装不知道接着玩吗？更何况这是我们朝夕以共相濡以沫的同学了！
第二个遗憾是物理系课程排得太满，功课太重，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机会和精力去体会北大的人文社区。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北大之好主要在同学好。第二是老师好。第三是校园好。其他的呢？咱们课后分别讨论吧！
第三个遗憾是北大时期的日记都遗失了。上大学没多久，我决定放弃以前半文半白半密码的文革日记体，直书一切想法看法甚至包括人名。86年出国的时候我一时心理状态薄弱，把日记和其他珍贵资料分别托付给了亲友。不想一出国就是很多年，而这些亲友又都和我年龄相仿，没有自己的窝。他们的父母一搬家，那些东西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