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发音为“哀赫曼”，这里从通译），法西斯德国党卫军中校，二战之后流亡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1960年摩萨德（以色列情报特务局）将其绑架，并秘密（非法）运至以色列接受审判。艾希曼的主要罪行是在大屠杀中负责将犹太人运输到集中营。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美籍犹太裔思想家（她自认为是哲学家）。她主动联系《纽约客》杂志，愿意以《纽约客》记者身份报道艾希曼的审判。 审判过后，阿伦特在《纽约客》上连发五篇长文，报道并分析艾希曼审判的过程、艾希曼的罪行细节、艾希曼审判的合法性、从艾希曼看到的人性等。 以这五篇报道为基础，阿伦特补充了更多材料，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邪恶的平庸性的报告》一书。 （副标题曾被翻译成“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实为误译。）
阿伦特这本书（和这以前的五篇报道）引起了非常重大的争议，而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她把艾希曼应该负的责任推脱到受害者身上。 这里所说的“受害者”，狭义地理解是那些在纳粹统治下死难的和幸存的犹太人，而广义地理解则是全世界的犹太人这个群体。
阿伦特其实没有也没有必要为艾希曼推脱。艾希曼自己对自己在第三帝国统治期间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 艾希曼在审判中既不否认他参与运送犹太人，也不否认他知道这些犹太人的最终命运。他只是否认他有邪恶的意图。 他既不是处理犹太人的“最终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也不是设计者之一。他不仇恨犹太人，也没有亲手杀过犹太人。 他甚至和很多犹太人都有比较好的交情。在希特勒采用“最终方案”以前，纳粹的“清犹(judenrein)”方针主要是靠驱逐犹太人的方式执行的， 而艾希曼则是外向移民(emigration)方面的专家。因为这方面的工作他和很多犹太人的地方领袖有联系。 他甚至去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筹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考察过。正因为这方面的经验他被命令参与“最终方案”中的运送犹太人的任务。 至于他在“最终方案”的施行中表演的角色，他说他只是忠诚地执行了上级给予的命令。 不仅如此，他在执行上级的命令的同时，还尽量怜悯犹太人，让他们免于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阿伦特在书中把一部分责任推到狭义的犹太人身上，主要有两点：
- 在少数德军处理大批犹太人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没有反抗。在个别有反抗的地方，大约40%~50%的人都活下来了。 阿伦特觉得没有反抗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领导人的错（见下）。
- 各地的犹太委员会（Judenrat，复数Judenräte）极大的帮了德国人的忙。 这些犹太委员会是纳粹德国承认的在犹太区内实施犹太人自治的最高行政机构，由德高望重的犹太人组成。 在德国人决定有多少人要被运去集中营以后，是犹太委员会决定谁上火车。如果有人拒绝上火车或者提前逃走，是他们派犹太警察去抓人。
关于这个审判的合法性和严肃性，阿伦特指出：
- 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从阿根廷绑架并运到以色列，这是非法行为。他没有在以色列犯罪，但在以色列受到了审判。 但是阿伦特也指出，寻求正义别无他路。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艾希曼不被认为是要犯，没有被审判。在阿根廷即使艾希曼没有用假名也不会受审判，因为追诉期已过。
- 他的审判是一场表演审判（show trial，只是做样子走过场的审判）。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明确宣称要把这次审判作为教育年轻人的机会。 检察官在开场白中公开说道，今天跟我在一起审判艾希曼的还有600万犹太人，他们已经去世，不能站在这里。 这种说法带来两个问题。第一，这些人的死亡很多和艾希曼没有关系。第二，审判应该是为了正义而不是复仇。
- 按照以色列1950年签署《联合国反种族灭绝公约》，种族灭绝罪或者在犯罪当地审判，或者被一个国际法庭的审判。 阿伦特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在二战的时候，犹太人还没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现在以色列来审判， 就像是别的主权国家代表他们的被欺凌的公民审判一样。但是阿伦特认为，耶路撒冷法庭对此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法庭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明确、不令人满意的回答，使这个法庭丧失了它应有的尊严。
在这本书里，阿伦特不只是对犹太人苛刻。她作为一个美国人，对美国政府也并不客气。她平静地指出，美国在日本对民众目标广岛、长崎施放原子弹，犯了战争罪。 同理，她指出苏联杀害一万五千波兰军官也是犯了战争罪。她也指出，纽伦堡的国际法庭有战胜者的法庭之嫌。
邪恶的平庸性
阿伦特提出了“邪恶的平庸性”的说法。她尖锐地指出了检察官的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一种是，艾希曼是变态的虐待狂，他是“最终方案”的设计者之一。 另一种是艾希曼完全代表了德国法西斯，审判他就是审判很多像他的人，甚至是整个反犹太主义。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既不变态也没有虐待症。他“可怕地普通”。艾希曼做邪恶之事而无邪恶之意，而只是完全不考虑自己所做之事的邪恶本质。 但是阿伦特并不是为艾希曼开脱。她承认艾希曼犯了战争罪，她认为他的死刑是恰当的。
阿伦特用“邪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来说明，在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下，邪恶之所以得以蔓延，是因为它具有平庸这个属性。 参与邪恶的人不一定都邪恶，而他们的参与，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都是助纣为虐。从这种意义上讲，盲从者一样有罪。
“邪恶的平庸性”这个副标题被广泛讨论、攻击或者接受，从客观意义上帮助宣传了这本书，但是也削弱了这本书，把它标签化了。 阿伦特觉得如果当初没有采用这个说法可能更好。但是它已经和这本书密切相连，不可分割了。
阿伦特的判词
阿伦特以自己拟定的审判词结束此书。 她认为，跟据法理，这样下结论更切中艾希曼案的要害：
“你承认二战期间针对犹太人民的犯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犯罪，你也承认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但是你说你的行动没有恶意，你无意杀人，你从未恨过犹太人，你当时不可能不那样做，现在也不认罪。 ……你还说过，你在最终方案中的角色是偶然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取代你，因此，几乎所有德国人都可能同样有罪。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罪，那么没有人有罪。这确实是一个很普遍的论点，但是我们不承认。 ……法律面前的罪与无罪是客观的。即使有八千万德国人像你那样做，这也不能成为你的借口。
“好在，我们不必走那么远。你自己并不声称所有的［德国］人都有罪，而只是声称他们都有因此获罪的可能性。 无论是偶然的外因和内因将你逼上罪犯之路，在你的作为和他人可能的作为之间都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个案子只关系到你的所作所为，而不关系你是否缺乏犯罪动机，也不关系你周围人们是否有犯罪潜能。 ……事实是，你参与了，也就亲身支持了大规模杀人的政策。政治不像上幼儿园，在政治上听从和支持是等同的。 你支持并执行的政策与犹太人民和一些其他人民不共戴天，犹如你和你的上级有权决定谁该谁不该在世界上存在。 我们决定，任何人，人类的任何成员，都无法与你共享这个世界。因此，也仅仅因此，你必须上绞架。”
【注】此书有多种语言的多种版本。这里评论的是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Books 1977.
【鸣谢】感谢徐雅同学的宝贵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