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杨纬芸【Agnes He】
2019年1月，长岛
真没想到发生的那么快，一点都没有想到。2018年12月26号，在他们一年一度的年终信件里，彼得提到南希的健康状况不稳定，他的笔触一如既往，沉着又幽默，在信的最后，他还提到他们计划在2020年去英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让我感到一切都还“正常”，虽然是有严重的慢性健康问题。我就把彼得的信件放到了一个打星号的文件夹里，打算把2019年春季学期的课程安排做好了以后再回复。
要写南希不可能不提到彼得。我不知道还有哪一对夫妇能如此密切不可分割，他们共生共存到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们自己把两个人当作一个人。就在向大家通报南希过世的信件里，彼得还说他们两个都不希望举行什么葬礼，取而代之，他们想要一个对“我们的生命”的庆祝。她的生命就是他的，他的也是她的。他们用一个缩写NP来作为两人共用的名字，这个名字在我看来太贴切不过。在语言学里，NP的意思就是名词词组 (Noun Phrase)；‘Nancy and Peter’ 恐怕是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里面最不可分割的一个词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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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里面，教授的太太叫做师母，大概是说一个老师的太太能够像母亲一样对待这个老师的学生。南希给了‘师母’这个词最完美的诠释。作为师母，她呵护了我，鼓励了我，支持了我，也责怪过我。
1986年秋天，我到美国第一个学年第一个学期，修了我的第一门语言学课，在亚利桑那大学，任课老师是彼得。现在想起来我们的相遇应该纯属缘分。彼得是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的教授，他1986年到87年碰巧在亚利桑那大学做访问教授。他的课马上就吸引住了我，我对课堂内容极其感兴趣，我喜欢彼得的教书方式，我也喜欢他的思维方式。第一次碰到南希是在彼得的办公室，后来我很快就发现南希和彼得几乎形影不离，他们一起出现在办公室、会议室、有的时候甚至教室。因为我常常去到彼得的办公室求教，所以也经常看见南希。那个时候我刚刚满22岁，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懂。南希和彼得就把照顾我、指引我作为他们自己的责任。
那个学年正好我的智齿冒出来了，而且来势凶猛。我必须要把两边的智齿都拔出来，为此还要做全身麻醉。我就请一个同学帮我把彼得的课录下来，因为我不得不缺课。显然南希注意到了，在我手术以后，她就给我打电话，说，我给你专门做了一些软食。她做了很多，我吃了很多顿才吃完。
我第一次到他们在密执安州的家，是1987年的夏天，那个时候刚刚在East Lansing开完SFL会议。我是和5-6个做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一起去的，其中包括Eija Ventola和Christian Matthiessen。夜里的时候所有的男人都在他们后院的帐篷里露营，NP把我放在楼上一个小巧玲珑的书房里，Eija好像在楼下一个什么地方。白天，彼得带所有的人去帆船航海，那是我第一次上帆船。我大概是掉进了水里，只记得回到他们家的时候我浑身湿透，南希看到我那样子，一边把我推进洗澡间，一边大叫，赶快洗个热水澡，否则你要得肺炎了！
1990年夏天，劲松和我在Tucson结婚。NP不能够出席，他们给我们寄了一张支票，支票的数目足以支付我们婚礼之后举行的简朴的招待会。
1996年冬天，我已经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作助理教授，怀着路然。我重感冒病得很厉害，但是因为怀孕不能够吃药，劲松也不在身边，我一个人特别惨。南希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以【从密执安】过来看你，你要不要我过来？
同一年，AAAL 在芝加哥开。天气特别冷，风特别大，我记得我们一起去餐馆, 我就觉得好像随时有可能被大风卷走。那时候我刚进入孕期的第二阶段。南希和彼得两个人把我夹在当中，把我护送回旅馆。南希根本不让我碰自己的行李，她叫彼得帮我拎行李。
路然出生以后，我从医院回到家，劲松递给我一个珠宝盒，里面有一条项链，他说这是南希给的。南希让劲松一直保存着这项链，要等到我生孩子以后再给我，作为祝贺我成为母亲的礼物。
我有了孩子以后，NP对我的爱就延伸到了孩子们的身上。路然幼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一个电视节目叫做Teletubbies, 那时候他还不大会讲话，南希就跟路然坐在一起，看护着他，不让他从沙发上掉下来，然后跟路然一起学这个电视节目里面的人物的名字，模仿里面的人物的动作。2002年春天，我们又在华盛顿见面，参加另外一个AAAL. 南希给逸然买了一个动物娃娃，说这是一个小兔兔。逸然仔细研究了一下，说，Grandma, 这不是小兔兔，这是小羊羊，因为它的耳朵不够长。南希笑得前仰后合，然后把逸然紧紧抱住。后来逸然把那个小羊羊带到世界各地，从华盛顿的Potomac River到北京的长城。NP和灵长类动物学家Jane Goodall是好朋友，所以他们就买了一本Goodall写的儿童读物，让Goodall签上了名，然后和跟她合影，专门送给路然和逸然留念。
2004年夏天，我们带着孩子去Mt. Pleasant看Grandma Nancy和Grandpa Peter. 他们家里到处是书，铺天盖地的书，满房间满走廊的书。有一本书引起我特别注意，题目是《怎么样做中国饭？怎么样吃中国饭？》，作者是Buwei Yang Chao. 这本书从书海里脱颖而出，是因为它还有个中文的标题 ：《中国食谱 – 元任题》。元任是谁？是赵元任那个元任吗？我一问，答案竟然是！那本书是赵元任和杨步伟送给NP的结婚礼物 (彼得的爸爸Charles Fries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的先驱，和赵元任是好朋友)。NP了解到赵元任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有非凡的意义，就把这本书转送了给我。所以现在我就有了这本书，上面有赵元任和杨步伟的英文和中文的双语签名，有南希的签名，还有胡适写的前言，和赛珍珠写的引言。
2007年春天，劲松得了白血病。天塌了，我懵了，马上给NP打电话。大概在半小时之内，南希就把我跟他们的一个朋友联系上了，那个朋友也患同样一种白血病，而且当时他过着正常的生活，因为他在用靶向药物。当时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了解几乎是零，所以跟那个朋友的通话，给我黑暗的世界里带来了一束明亮的光芒。
NP到长岛来看过我们几次，有一次，南希带来一个胸针，胸针的形状是Agnes. 这个胸针原来是彼得的妈妈的，她的名字也是Agnes. 南希跟我说，现在我们要把它给你。我把那个胸针跟我妈妈和我婆婆交给我的家传都放在一起。很荣幸很谦卑，有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信任寄托在我的身上。
南希也常鼓励我、督促我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我就想她会不会前世是个中国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她很像一个中国式的妈妈，尤其是在早年，她总是激励我去学习，总是力所能及的帮我创造学习机会。
在我读硕士的时候，一个很有成就的SFL语言学家Christian Matthiessen到Tucson来访。那个时候我很年轻，什么也不懂，刚刚入门系统功能语言学。南希坚持要我去见Christian，而且在Christian的行程当中，专门安排出一段时间让他来跟我讲话。我记得为了去见他，我需要把他从一个什么地方接上，但是我那个时候开车开得很糟糕，我的汽车也很糟糕，好像空调坏了，Tucson又总是特别炎热。所以我就跟南希解释了这一切，我说我不能够跟Christian见面。但是南希毫不动摇，她说，你没空调没关系，你刚刚学会开车，他会理解的，没问题，但是你不会每天都有跟像他这样的人学习的机会。所以我就听了南希的话。后来我发现真的是很值得，因为Christian是我所见到过的在智性上最优雅的人之一。
也是在同一段时间，AZ-TESOL在Northern Arizona U举行，我并没有任何论文，但是南希说我应该去看看，至少去见识、去了解一下，学界里面的人都在做些什么。但是我怎么从Tucson到Flagstaff呢？我怎么能够支付得起旅店的费用呢？南希平铺直叙的说，你坐我们的车一起去，然后就住在我们房间。就这样，NP把我、一个睡袋和一个枕头装进了他们的车里，整个会议期间，我就免费住在他们的旅馆房间。大家常说，美国人特别注重隐私，如此等等。还有什么比一对夫妇在旅馆房间里更私密的呢？但是，为了给我创造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南希毫不犹豫地跟我分享了他们的私人空间。
我第一年在UCLA读书的时候，有一篇论文被International SFL 大会接受，会在芬兰赫尔辛基开，当时我们UCLA应用语言学学系的经费不够，不足以支持研究生的会议费用。我的系主任John Schumann跟我说，我只能给你500美元，最多只能把你送到大西洋半途！所以我必须要节省费用。南希告诉我，我可以申请工作，可以在会议上帮助出版商看护书籍，这样，我就不需要交会议注册费，也可以得到免费的住处。我照做了。可是等我到了那里以后，我根本没有去做我答应要做的工作，连一个小时都没有做。南希执意坚持要我去听、去学，她自己来替我做工。我还记得有一个会议的宴会，因为太贵了，我没有去。南希居然把食物放到一个盘子上，然后把盘子从宴会厅里端出来，送过来给我吃。
还是我在UCLA读博士的时候，他们两个有一次来看我，我们一起去了Joshua Trees国家公园。南希没有爬山，我问她要不要我在山脚下陪她，她把我轰走，说，不要，不要，不要，你走，你到山上去看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回来告诉我。那次彼得开着我的小小的Toyota Tercel, 每次进进出出司机的座位, 都要把头压得低低的，那辆车还经历过一次小车祸，前面的照明灯撞坏了一个。我现在还清晰记得我们三人夜晚行路的情形，天漆黑，路崎岖，我们只有一个照明灯，但是奇怪的是，我蜷缩在后座，反而感觉非常安全，非常宁静。
就像所有的妈妈一样，南希对我也有她的不满，至少我认为她肯定会有，虽然她修养好，没有表现出来。
2003年，NP来跟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节，在节日期间，我们四个人（NP，劲松和我）一起去大都会歌剧院听《风流寡妇》。我拿不定主意穿什么，到最后一分钟，已经坐进车里了，我忽然又有了别的想法，所以又下车跑回家，又换了一次衣服。那个时候南希就摇头说，嗯，我现在算是领教了你出门前的【差劲】表现。。。2008年6月，NP又来看我们，而且参加了路然从小学升初中的仪式。不记得为什么，当时家里几天没有黄油，南希大概不高兴，因为黄油对她来说是每天的必需品。也是在那一次，我们的交谈常常被孩子们打断，因为两个孩子需要我体力上的和感情上的关注。可是对于没有抚养过孩子的南希来讲，这种打扰恐怕是难以接受的。
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南希总喜欢把我介绍给学界里面的很多人 (包括Michael Halliday 和Ruqaiya Hasan)，介绍我的时候，她常把我称作他们的‘女儿’。这个称呼我有时候不大愿意接受。南希当然非常敏锐，好几次，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Agnes总是否认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没有机会跟她好好解释，我在公共场所不是特别愿意接受‘女儿’这个称呼，是因为我想在学术界靠自己立足，我不想依靠我跟他们的关系。被当成女儿，我非常骄傲，非常荣幸，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除了是我的师母，南希也是我的导师。
我迄今参加过很多很多的学术会议，多到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我给各种各样的演讲，包括主题演讲、主旨演讲、各种受邀请的专题演讲，我现在演讲比较有信心、比较有条理。但是这种状态是通过多年的学习和磨练才达到的，而这种学习和磨练的初始跟南希分不开。
我还是硕士生的时候，我在彼得的课上写的一篇论文被一个国际SFL会议接受，那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正式的学术会议。我准备了一个讲义（当时还没有PPT），很长、很混乱。南希就跟我一起坐下来，帮我把所有的资料都用子弹符号分开，把多余的内容除去，最后把剩下的内容分门归类、标上字母和数字，这样讲起来就比较容易、比较清晰。她还帮我排练，她扮演听众，而且帮我计时。通过充分的准备，我在会议上真正的演讲非常成功，以至于我讲完以后Sandy Thompson走过来跟我说，她非常喜欢我的论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Sandy，还不了解她对功能语言学的重大贡献，后来我在洛杉矶又见到她，再后来她的建树让我受益终生。
离开Tucson以后的很多年里，作为学生、作为学者，我碰到过很多挑战、很多进退维谷的难处、还有很多诱惑。怎么样确定博士研究方向？怎么样选择导师？怎么样来评估工作的机会？怎么样一边养家和一边保持事业进步？怎么样组织会议？怎么样跟出版社沟通？怎么样应付学校机制里面各种烦人的、混乱的、甚至不公正的事情？要不要答应去做学术杂志的主编？该不该接受其它学校的高薪聘用？每次我发现自己在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我就会本能的向NP求助，我每次打电话他们两个都会一起接，他们每次给我写都会以NP署名。所以，真的，我没有办法分清楚我得到的哪些指点是来自彼得，哪些是来自南希。我只知道，因为南希和彼得的指点和支持，我到现在一直还能够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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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意识到，是因为有了南希，我才有可能跟NP两人如此亲近。不管我多么欣赏、多么敬慕彼得，没有南希的话，NP不可能成为我生命中这样大的一部分。我同时也意识到，在我所有的朋友和导师当中，NP是在事业和生活两个方面扶持我、关注我时间最长的。
人们说，生命不能用我们吸了多少口气来衡量，生命要用我们有过多少感受至深而近乎窒息的时刻来衡量。这篇短文里记录的那些时刻，我永远都会珍惜；在这些时刻里，南希永存。我永远会记得她在我博士毕业典礼上的大大的骄傲的微笑，她的那个形象永远不会消失。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曾在很多地方相聚，不但在密执安和长岛的家，也在Tucson, East Lansing, Los Angeles, Helsinki, London, Chicago, Washington DC, 等等。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还会继续相见，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