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兔告知，大舅8/31日凌晨从睡梦中踏上了他最后的征程。何端峰
2023年9月4日
小兔告知，大舅8/31日凌晨从睡梦中踏上了他最后的征程。
从小，家人就说我最像大舅。脸型像，高挑纤细的体型像，神态也像。大舅也觉得在家人中他最能理解我。不过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往往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在阿婆家团聚时见面，并没有什么时间交流。后来长大了，他告诉我他的门24小时对学生开着，也对我开着。大舅是认真的，可惜我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大舅把我跟他的学生一样对待，是我的福气。我和他的多数学生一样不敢利用他的 offer，是我们的遗憾。
中学的时候，北京晚报上一篇什么文章把我气急了，我写了一篇檄文去批它的事实不对逻辑不通，晚报作为“读者来信”发了。我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父母，——文章是化名发的，他们看见了也不会知道——却只告诉了大舅。大舅给了我我寻求的肯定和鼓励。
大舅的学生里面虽然出了很多名导演，不过名导演都是拍故事片出名的，而他最上心的是纪录片。有人说他是中国的纪录片之父，这个我是外行，不能评价。他多次跟我讲过记录片的求真的根蒂。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 这也是他反复给领导讲解的要点。学生的好的作品、领导的赞同，他都跟我分享。很多年我都是拿CD或者U盘从他那里拷贝他手头的“宝贝”，直到后来有一回他让我先买好了移动硬盘再去见他。“买一个T的就够了！”他跟我说。
大舅爱吸烟，虽然后来知道吸烟的危害了但是戒不掉。他说这是他在监狱里染上的坏毛病。
关于这个事我采访他的时候他粗略提到。——这也是大舅的一个矛盾。他虽然深爱纪录片，虽然很爱讲故事，却不愿意细讲他自己的故事。不是不记得，也不是记得不清。这些事他不可能记不清，不可能忘记。他一直到最后脑子都非常好。记忆非常好。
那是在文革期间。他和几位电影学院的同学好友借着串联的机会去上海查资料，查江青/蓝苹的历史。具体是因为什么去的，他的回忆里给出的理由和我查到的第三方给出的理由有不同，我就不解释了。那时候王洪文还没领导上海的革委会，张春桥代表市领导接见过他们，估计是想摸摸底，看他们有什么来头。此后不久他们就听说已经下达了对他们的拘捕令。
他们要“销毁罪证”，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销毁”他们的“密电码”。大概是革命故事听多了，他们去上海以前就发明了一个“密电码”，简单，不需要写在纸上，也根本不可能破译。可是没有写下来的“密电码”怎么“销毁”呢？他们想到的“销毁”的办法就是找来一个他们住处的工友，把编码/解码的办法教给他，以表示这里没有什么秘密，一个不属于他们“小集团”的工友也知道。
可怜他们图样图森破。那是什么年代啊！没有证据也不能证明你“无罪”！大舅被判的是“死缓”。五年的牢狱之灾，好在活下来了。
我想到，幸亏他没有去问他爸爸，我公公（外公）。公公是知道/认识蓝苹的。民国的时候上海的（亦即中国的）电影圈子不大，所有人都认识所有人。也许是他问了，公公没有说。否则的话公公也不会活到文革以后。
大舅是家里唯一一个叫我大名“端峰”的。也许是因为我的小名有文革遗毒、领袖遗风吧。可是对他太太他只叫她的小名：化夷——化险为夷的意思。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而为，但是我理解他心有余悸。我在学校做的事他听说了也不问，也是这个意思。
他的儿子小兔小的时候，他曾经在家里征名。我根据小兔的堂哥晓春的名字，给他取名叫知夏——当然是悄悄地把晓春这个名字的意思给重新诠释了。大舅当时没接受，给了他一个不同的名字。我理解。当时我才十四五岁，说话无所谓分量，有人听就不错了。不过后来小兔还是用了“知夏”这个名字，那说明大舅还是接受了。
国内的人普遍退休早，而大舅还以耄耋之躯参与北京电影学院青岛分院的建设、教学工作。我们19年的时候去那里看他，他很自豪地给我们解释那边的办学理念，怎么给学生创造最好的学习环境。
更后来，有一次有个什么节目采访了他，有视频在司徒家家人中间传来传去。大舅问我看了吗。我说看了。然后是一段不自然的静默。我没有绝对的洁癖，曾经不打自招地说过在压力之下我也会说假话。可是我不能跟一生求真的大舅说假话。然后大舅自己解释说有的话人家让你说你不得不说。我当然理解。
疫情管控过去之后，我终于有机会回国了，大舅却在住院。在视频通话时我看他样子还好，听说探视不方便，又听说他不久就要出院了，而我父母入住养老院需要很多手续和时间，就没有去看他。谁知我就这样失去了最后见他一次的机会了。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大舅想告诉我的、愿意告诉我的，他都已经说了。而我迄今的人生选择，过去得到了他的认可，今后也会得到他的灵魂的保佑。
我跟小兔说，请给大舅这样写挽联：
冷眼洞穿世事，鞠躬哺育后生。
在这个挽联里我是把我放在他的学生的位置的。我能跟他的学生一样得到他的教导和关怀，是荣幸，也是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