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湖南“插队”生活

何端峰

2016年12月

小时候的记忆里没有日期。这里的日期和时间都爸爸提供的。

70年国庆放假时，我爸爸妈妈送我去湖南我爸爸的老家。当时我大约7岁半。我们先坐火车，到东安，转长途汽车，到一渡水[爸爸纠正：不是一渡水，是清江桥； 一渡水离老家有80多里路]，然后走路。好像有我的两个伯伯去接我们[我爸爸：只有六爷（见下文）在村子不远的地方接]。

在湖南的第一顿饭我记忆深刻。那是在一个河边的饭馆。大人们问我要吃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该要什么。在这以前我没有在饭馆吃过饭。 他们说，北方孩子，可能会喜欢吃面。就给我要了面条。可是这是湖南，面汤上面飘了一层红辣椒油。 每根面条从汤下面出来时都会带上一层辣椒油，我的眼泪也是因为辣，也是因为委屈。

还有一事。那个饭馆的门口是在街上，可是“地”却是在河上，从粗大的竹子杆子做的“地”的缝之间，就可以看见下面的河水。 而且“地面”不稳，走上去颤颤悠悠的，而且还出吱扭吱扭的声音，很吓得我够呛。

我们走了不知道有多少里的地，反正是很久。记得过一个一个村子的时候都有狗叫。我很害怕，在北京长大一辈子没见过狗，也没有听过狗叫。 它们有的时候会跑过来，我就更害怕了。大人们说，你蹲下来捡石头，狗就会跑。我说，我找不到石头。他们说，不用找到，只要做蹲下来的动作就好了。 可是做蹲下来的动作多了影响走路，而我的本能是越快离开越好。

我那时也不知道会吓破胆，要不然也吓破了！也还没有人发明纠结这个词，要不然我就纠结了！反正很辛苦。

到我爷爷奶奶家已经天黑了。他们点那种很小很暗的油灯。是用小玻璃瓶做的。村里可能只有一个马灯，队长、赤脚医生什么的有事才用。

好像那天晚上他们把狗杀了招待我爸爸妈妈。要不然就是他们两年以后去接我的时候把狗杀了。就是利用屋子后面的水塘，把狗淹死，然后剥皮吃肉。

也许那是我走的时候吧，或者是两次都有，不然不会记得这么清楚。

那时一家养一只猪，是过年猪，平常没有猪肉吃。偶尔有鸡吃。现在想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养不起更多的猪，还是因为养猪太多了就违反社会主义原则了。 当时没有那么聪明，也不会问问题。

我后来觉得，我爷爷奶奶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孙子。但是他们没有跟我说过。所以我才能在长大的过程中一直不知道。我也就不知道他们其实对我有多好。

我爸爸妈妈可能是住了一天就走了。因为国庆节好像只有一天倒休，他们可能还请了一天假。他们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时已是农忙以后，但是并没有什么自由。

我那个时候很无助。流很多泪。因为我不懂湖南话，不会吃辣椒，也不认识任何人。

我有时跟爷爷奶奶吵架，就说我要去找我爸爸妈妈。可是我不记得那么多的路，走到不到一里路那里有村里的坟山，到那里就基本上不会走了。 而且走到坟山就有点怕，就会走得慢些，就会被他们捉回去。我其实也只是吓唬他们，我知道路上村子多，狗多，根本就不会走太远。

村子

我爸爸老家叫大竹山。我去的时候叫“湖南省新宁县高桥公社大竹大队”。我爷爷奶奶住在第五生产队，基本上是在大队的中间。

我们老家，大竹山，据说原来有很多竹子，到这个时候山还在，竹子已经不多了。

从一渡水[清江桥]那里走到大竹山大概是二十里不到。那里差不多是最近的通汽车的地方了。

另外几个近处分别是：黄龙，去15里，回来20里。这是当地的说法，因为去是下山，回来是上山。

高桥，公社所在，20里。我去过，没有印象了。新宁，县城所在，50里。我端源哥哥在那里读师范。我记得他们的教室里有长桌长凳，我就在最后一排的一个长凳子上坐着等他下课。[爸爸说：那是71年10月份，他去看我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的。50里路我走不了，有一程是端源哥哥背着我走的。]

县城有理发店。师傅拿一把剃刀，在一条一端固定在墙上的皮子上磨来磨去，刺啦刺啦地响，很吓人。那里人都兴剃头，可能是为了省钱，剃光了很久不用再管。 可是因为我害怕，就要求用手推子推。他们也有。

端源哥哥给我买了一顶黄绿色的呢子军帽，比我的脑袋大了两三号，特别松。我们还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带着这张帽子的相。这是我那两年在农村的唯一的一张相片。[其实是唯一的两张。]

还去过一个叫杨坪的地方。好像那里有一个我爷爷的哥哥。附近其他的地方都不记得了。

黄龙因为去过几次，印象最深。走完了山路以后还有一条河，要等摆渡船。那是人力的，用一根很长的竹篙撑。船上一次可以乘十来个人。

很多年以后，我在美国的时候，爸爸告诉我黄龙要修桥，我们还捐了钱。现在桥头有石碑，记着修桥时捐赠者的名字和数目。 后来也修了可以通车的公路，也是大家捐助。公路先是石子的，后来改成水泥的了。

我们大竹大队分成五个小队。我们在第五队，在村子的中间。

我们基本上是在一个山沟里。沟底有一条小溪，在村子中间位置修了一个水坝，形成一个小水库。 坝下有个台子，上面有两个出水口，一个直通过来的是用来碾米，一个转了直角的是计划要用来发电， 但是一直到我走了以后很多年下游修大水库把这个小水库给淹没了都没有装发电机。现在我想他们没装发电机是对的。 一是因为一旦拐了直角那水流的速度就会减慢很多，二是因为水库的容量小，来水的小溪也不大，所以恐怕是发不出多少电的。

小溪流向是从北向南。北边，在小溪的西边，是村里的坟山。坟山往南，再往西一点，有一个村，是二队。他们那里是小溪的一条支流。 小溪两边是梯田，都是在比较靠水近的地方。梯田当然都是水田，是种稻子的。好像基本上也没有旱田。 除了后来，好像是在我家对面（东边）山上很高的地方开了些旱田，记得好像是端源哥哥去开的，但是现在时间遥远，不是很肯定了。

从他们那里往南过到我们这里要往东弯一下，那个弯的地方有个榨油房，还有公共养猪场。再往南过来才是我们五队的人家。

榨油房很宽大。从房梁上吊下来一个很大很重的大石块。石块背后，也就是西边，有一面墙一样的木结构，里面有一些不规矩的木块，很久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直到有一天在榨油房榨油。他们是把油菜籽用一个大炒锅（大概有一米直径）炒干了，夹在那些木块中间，几个男人用绳子拉那个吊着的石头， 让它摆回去的时候打击一块楔子形的木块，用它通过其他木块间接地去挤压那些油菜籽，把油榨出来。榨完油的油渣饼也不浪费，可以喂猪用。 榨油房北边就养了一些猪，是队里的，也有母猪，有时会生一大窝小猪。队里也有杀猪的时候，那不是春节，而可能是夏天。 队里杀了猪也是把肉称了按工分分给各家各户的。

我们五队，还有二队、一队，都在小溪的西边。我们背后山上是一队。 我黄姑爷家在那里——这是当地特色，明明我姑姑应该是跟我们更亲，可说起来都是说黄姑爷，比如说去黄姑爷家走走。 虽说不远，去得也不多。当然湖南话黄念成王。

小溪对面，山下和我们五队斜对面，往南一点，是三队和四队。[爸爸说：还有个六队，在北边，小地名叫水过凉亭和毛家冲。]

村子的水井在去一队的路上，在水塘以上。

水塘有鱼。至少有一次村里把塘里的水放干了，竭泽而渔。村里的鱼是按重量分给大家的。另外杀狗吃的时候，比如我爸爸妈妈来的时候，那狗是在这个水塘里淹死的。

学校

我们的大竹小学在五队，在我家南边，离我家不远。

我们每天早起早睡，因为一天的生活都围着太阳转。

好像早上先劳动，我是放牛，然后吃早饭，上学。下课后吃饭，再劳动。基本上没有作业。

学校有两个教室。每个教室两个年级。老师给一个年级讲课时另一个年级就做作业。

我去的时候是十月份，学校的一年级第二学期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已经认了一些字，就开始读一年级。读了一段时间，老师说我读得好，问我要不要跳一班。 我没有父母在身边，自己又比较胆小，就没有答应。学校其实很随便的。记得第二个春节以后新学年开学的时候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来读书，结果没几天又回家去了， 说是再过一年再来看看。

湖南话虽然跟普通话不一样，其实并不很难。而且教书用的是“普通话”，也就是我们的没有去过北京，恐怕也没有出过湖南山沟的，老师能够说的最好的“普通话”。

我的老师叫何本汉，比我小一辈。但是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

我和我伯伯的几个孩子一起上学。有个定华，比我小一点，是六爷的。爱华，比我大一点，是七爷的。建华，比我大多一点，也是六爷的。还有个女孩，叫何兰。 因为都是小学生，都还没有何家的班次名。[爸爸提醒我说也有表兄弟和我一起上学，但是我没有记忆了。]

我记得何本汉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教室旁边，很小。我们的教室在学校北端。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的西南角。里面有张床，有张桌子。 门背后有贴着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七八条，包括不要体罚，要用启发式的教育。

学校南端还有一间教室，我没有用过。我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是在同一个教室。

家和家人

我爷爷奶奶家是一个门字形的房子，或者说像是北京的四合院缺了一边的房子。因为是在山坡上，前面向着小溪，也就是向东。 正面中间是堂屋，可以祭祀祖宗。堂屋左右两边的房间好像都是内外两间，左边的我忘了是干什么用的了。 我们用的卧室在堂屋右边，外面大一点住人，里面小间放东西（也可能是住的里间）。 我和爷爷奶奶睡一个床。他们睡一头，我睡另一头，因为小孩子热气大，可以帮他们暖脚。

左边角上，就是“门”字的点的位置，是灶屋。右边角上是厕所。

灶屋和正屋之间有个过道，后面有门，基本上是不用的。

灶屋是我们做饭和吃饭的地方。那时候也要响应毛主席的什么号召，每顿饭要多做出来一点，留着和下一顿的饭一起再做一次，现在觉得这样可能是比较出数。 但是我当时的理解是每顿饭留下一两口，就可以帮助阿尔巴尼亚的人民了（如果中国人民每个人省下一口饭，就够阿尔巴尼亚人民吃一年）。 至于怎么就能帮助那么远的人，没有人能给我清楚得解释。

灶屋里有水缸，还有一个潲水缸，就是洗锅洗碗什么的水都倒进去。潲水缸有木盖子，里面终年都有一股酸味。 潲水是煮猪食用的，有一只专用的盛水竹筒，边上装了把的，飘在上面。有一次村里谁抓到一只乌龟，拿来孝敬我爷爷，也养在潲水缸里。 后来天气凉了，那乌龟就跑到盛水的竹筒里躲起来，被奶奶不小心煮在猪食里了——屋子里黑，做事情主要是靠摸，而不是靠看。 他们当然不忍心扔掉，后来怎么处理一下还是给爷爷吃了。爷爷也想给我一块尝尝，我没敢尝，主要是嫌那乌龟的肉是黑的。

有一次有个叫花子从山上（一队方向）过来，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知道了。叫花子来的时候大概是吃饭的时候，正好有米饭，他们就盛了一碗，放在这个过道门外，然后把门关上。 好像是叫花子进来家里是不吉利的事。给他准备了饭他也就不来打扰，在外面吃了把碗留在原处就走了，互相根本就不见面。

这个过道平常是用来放鸡窝。鸡平常在外面自己觅食，也喂它们鸡食。我也放过鸡，后面慢慢讲。

“门”字右边（也就是北屋）是两层。下面是猪圈和牛圈。猪是永远圈养。每天给他们煮猪食吃。养了不止一只猪，因为除了爷爷奶奶还有两个伯伯跟我们一起住（见下文）。 牛如果可能都是拉出去放养，冬天是在圈里吃草。

猪圈和牛圈的楼上是草楼。我们小孩子采了柿子和“高子”（一种和柿子颜色、质地和味道类似的水果， 形状差不多是一个直径和高度类似的圆柱形，不过顶上是尖的）就是要在稻草里藏几天再找出来吃，否则就会有些生涩。 可是稻草里面藏东西不是每次都能找到的。稻草多数都是推得整整齐齐的像一堵墙，我会注意努力记住柿子藏哪里了，可是还时不时地“丢了”。 当然最可能是记得不那么准，可是我有时会怀疑是我的表兄弟们偷了或者拿错了。他们也是往同一个地方藏柿子的——我也是跟他们学的嘛。

“门”字的左边（南屋）是我的两个伯伯家。具体怎么安排的我不清楚。这边还有一个小磨坊，可以磨豆腐。我记得是个小石磨，人力的，上面有个小洞，往里面放泡过的豆子和水。 磨坊里有个灶，有一口大铁锅，用来煮磨好的豆浆。煮豆浆的时候会有一些豆腐皮子，我们在旁边的小孩子可以吃到。 然后在一个特制的木盒子里面先衬上豆纱布，然后倒进煮好的豆浆，上面再加一层豆纱布，压上板子，上面再加上石头，把水压出来。 木盒子底下有印子，或者也许印子是在压板上，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可以按着印子切开成大小一样的块。 家里好像都是做的“臭水豆腐”，就是用以前做豆腐留下来的发酵的酸水来点豆腐，让它凝结沉淀。还有一种点豆腐的办法是用石膏，大人们说起过，但是我没有见过。 臭水豆腐一般有点酸，而石膏豆腐据说有点碱性。

“门”字中间是个“坪”，也就是北方的所谓场院。这里是喂鸡的地方，也是杀猪的地方，当然也可以晒谷子什么的。 多数时间没有任何用处，我们小孩子有空也在那里玩。坪的东边靠南头有一颗花椒树，我在那里摘过花椒。

湖南的亲戚叫法很特别。“爷”是叔伯辈的称呼。爷爷奶奶叫“嗲（dia）嗲”和“阿姆”。

我爷爷是过继过来这边的，因为家族这边人丁不兴旺。他的儿子和这边的其他家的混合排序。所以我的三个伯伯分别是“三爷”，“六爷”和“七爷”。

我们屋上面一点有个水塘，三爷的房子在水塘上面。六爷和七爷住我们的南房。

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祖母（就是我生父的妈妈）给我起了个名字。很奇怪的事，叫千红。

我大概三岁时爸爸问我要不要改名字。我太高兴了！他给我起的劲松这个名字。后来有了弟弟，叫劲华，跟我的名字配。

我回湖南时，发现家里堂兄弟都是和我一样，不用“班次”名。只有两个特别大的哥哥用，分别是端生和端源，当时都已经离开了老家。 原来家里的规矩是正式名字只能在小学读完了以后才能起。

端是我们的辈份字。或者叫班次字。

爷爷叫何楚材，不过这个不是班次名。 奶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在家谱里写的是何邓氏。

爷爷很有些本事。我记得出过疹子，浑身都是，很痒。他去山上找了一些藤子来带着叶子切成段煮了水，给我洗澡，很快（两三次）就好了。 家里的家谱，据说反四旧时烧过，他把一份藏在树洞里，存了下来。到了什么祭奠的日子，他会自己做一些纸钱， 也就是用一个专用的铁家伙砸到一摞宣纸那样的软纸上，砸出一个个圆片，又和纸的其他部分不完全分离。做好了他会在嘴里轻轻说话，是给亡灵听的。 还要供些吃的。然后就把纸钱烧掉。

有一次有个亲戚死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亲戚。好像是爷爷那一辈的，不是大竹村的，估计我是没见过。 但是是跟我有比较近的关系的，而且葬在我们村的坟山，所以我也要带孝——就是在我平常穿的黑上衣的袖子上戴上一个黑箍。 记得几个女人哭的声音特别大，特别伤心的样子，后来听说是请来的，专门哭丧的。

劳动

我在农村以放牛为主。砍柴割草也干，但是不多。

我是替我爷爷放一头水牛。这是队里给他们的照顾，养牛算六分。最好的男的劳动力挣十分。不过到第二年队里把那一头正当年的牛换了两头小水牛，每头算两分。 小水牛不象大水牛，爱跑来跑去的，而且两头牛去的方向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我的工作量增加了许多，工分却减少了。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换，他们说趁牛年轻力壮，才可能换两头小的，以后长大了就会更有用。 我放牛的时候常常走神，躺在山上什么地方神思神游，到晚上天黑了牛找不到了就很麻烦，有的时候要堂兄弟帮忙找。好在没人偷，每次都能找到。

一开始砍柴时根本就不会砍，也不会捆，因为力气小捆得太松了没法拿，拿了走不了几步就垮了。 然后又不能上肩，肩膀太嫩，柴棍子细，一根比别的稍微粗一点的插在两捆柴里做扁担，但是又细又没有扁担那么规则，压得肩膀疼。

有一次砍柴把腿砍了，一刀砍过小灌木兜子砍到膝盖上，露出了白色的骨头，很有些吓人。不记得是怎么回的家了[爸爸说，那是劳作课伤的腿，是何本汉老师给我背回家的]。 赤脚医生给涂了药，包上纱布，再给点止痛药，歇了几个星期。留下一个伤疤，一开始比我的指甲盖大些，现在不到指甲盖那么大。

割草主要是为了给猪还是牛吃。有一次把左手的大拇指割掉一块，指甲全部掉了，也是包上等它自己好。结果左手大拇指长出来一块新肉，比右手大拇指就大了那么多。

我也害过别人。有一次和一帮小朋友玩，我一个树枝扔出去，把一个小朋友的头扎破了。我不但没有跑去道歉，反而吓得躲回家里不敢出来了。

家里的动物

我在湖南时家里有一只狗和一只猫，都不是宠物。狗我爸爸妈妈来的时候给杀了吃了。猫到了发情的时候就自己跑了，找男/女朋友去了，再也没有回来。 猫和狗好像都不特别喂的，吃剩的什么东西都给它们吃，包括鸡骨头、鱼刺什么的。也没有什么他们的餐具，给它们吃的也就是往灶屋的土地上一扔。

我倒是养了一只鸡，是宠物。在湖南有个专门的字。这个叫“娇”鸡。这是一只特别的鸡，有来历的。我爸爸妈妈觉得老家里的土鸡太小，就省吃俭用攒了十个鸡蛋寄回去。 邮寄。当然是尽量包好。还要说服人家打破规矩才给寄的。到了老家坏了多一半，剩下四个。还有三个蛋是没受精的。最后只孵出来一只“大种鸡”。是公的。

他们问我这种“北京的鸡”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们问我北京的鸡蛋都有什么名字。我说北京有荷包蛋。他们说这只鸡就叫荷包鸡！

这只荷包鸡怎么变成宠物呢？就是每天早上喂鸡以后，别的鸡都赶走了，就单独把这只鸡叫回来，再给他吃小灶。如果别的小鸡趁机过来就给它们轰走。 这样一来二去它们就都知道自己的地位了！

这只小鸡因为是单独喂，所以跟我特别好。别的鸡都是散养，把鸡食撒在坪上让它们去乱抢乱吃，而这只鸡可以在我的身边吃（我胆小，不大敢让它在我的手里吃， 怕它“哆”到我的手心会疼），而且不用抢。

结果这只鸡果然不出所望，长得比别的大公鸡都更高大。村里的人，甚至山对面三队的人，常常来借它去配种。 我当然也看见它怎么配种，就是觉得它那么高大，还要爬在母鸡的背上，用嘴还要揪住母鸡的脖子，很替那些母鸡难过。 我也看见他的屁股会往下面走，但是觉得那是为了平衡，而没有想到跟他要做的事有关。

收了稻子以后，照例是不去捡稻穗的，而是放鸡去吃。我不记得是谁帮助我爷爷奶奶把鸡笼子搬去地里，但是肯定不是我自己干的。

有一天来了一只老鹰，别的鸡都知道躲，唯独这只鸡或者说是不知道躲，或者说是太高大了，一下子就被老鹰抓走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乱喊。别人因为在附近收稻谷，也帮着喊。老鹰害怕了，就把鸡丢了——这只鸡太大太重，老鹰恐怕没有思想准备， 抓住它既飞不高也飞不快，被人一喊就只好丢下它。可是这只鸡被老鹰抓了以后也死了。

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吃它的肉。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吃，但是真的是没有记忆了。

就这样，我的娇鸡和湖南的荷包鸡就都没有了。

我现在还有一个录像一样的记忆。我们去的那片地在村子以南，老鹰叼了它是往北边飞，也就是往村子的方向。它飞了不远就把鸡丢下了。总共只有几秒钟。

鸡妈妈一般孵不孵别人家的蛋？那里的母鸡孵蛋好像不挑剔的。一般来说每天下蛋以后都要把蛋拿走，怕她把蛋压坏或者给孵了。 母鸡下了蛋就会“嘎嘎嘎”大叫着飞跑出来，很方便拿鸡蛋。然后要让她孵的时候就把蛋都“还给她”。这个时候也可以放别的蛋。 比如鸭蛋。好像鸭子是不孵自己的蛋的。孵出来的小鸭子和小鸡很不一样，个子大，母鸡也一视同仁，一样爱它们。

可是那平常我们看见的河边的鸭妈妈带着一队小鸭子，是谁干的？也许湖南的鸭子不一样？反正我有这样的记忆。很奇怪。 和后来学的丑小鸭的故事也不一样，但是有点异曲同工，我过去都没有好好想想。

吃

在湖南最痛苦的是吃饭。家里别的人，包括小孩子，都是用炒辣椒就饭吃，没有别的菜的。我不会吃辣椒，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吃的猪小肠，每顿饭给那么1.5到2厘米那么长。 这不是做成香肠的，而是风干的小肠，一个小圆柱的样子。当然我们家充其量也就是一头过年猪，它的小肠能有多少？根本不够吃很久的。所以也有吃别人送的小肠的时候。 也有的时候别人家谁杀鸡了，会好心地送鸡腿给我吃。我是从山外去的，很受村里人照顾。 当然也有只吃白米饭的时候。

别人插秧的时候如果我在附近有时他们会把捉到的泥鳅递给我，让我拿回家给奶奶做了吃。另外有一次有个人在小水库里摸到一只王八，拿来孝敬爷爷，爷爷也让我尝了一口。 我小时候很挑食，想起那是王八的肉就不太愿意下口。主要是因为王八的样子。

我也跟堂兄弟们去小溪里摸过螃蟹。他们知道螃蟹爱藏在什么地方。把某些石头翻过来，下面藏着的螃蟹就被暴露出来了，它们就会拼命跑。 这时候你要是手疾眼快，就能捉住两三只。不过这种螃蟹都很小，捉住了也没有什么吃头。

蔬菜只记得吃过茄子，是切开两半放在米饭锅里在做米饭的同时蒸的，上面放了一点猪油，很好吃，很香。还吃过葱。 是从地里直接摘的，把长着的葱的旁边的叶子掐掉，留着中间的让它接着长。

有一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吃过两三个星期的南瓜。我后来一直不喜欢吃南瓜。另外也吃过荞麦，很少有。家乡主要是种水稻。乡亲都喜欢吃单季稻，但是不如双季稻产量高。 双季稻都是用来交公粮。我没有想过交通那么不方便的地方公粮是怎么交的。现在想象都是得靠扁担箩筐挑，很辛苦。

家乡有红薯和白薯。我喜欢生吃白薯，熟吃红薯。因为白薯做熟了吃有好多纤维，而生吃就不觉得。反之，红薯生吃比较硬，不像白薯那样是脆的。 有一次吃到凉薯，觉得很好吃，比白薯还脆，但是没有更多的了（现在想来肯定是别人送的，而各家的自留地都很有限），爷爷奶奶他们说我可以自己种。 我就反复要，他们第二年就让我在房子后面的一个小旮旯种。因为离房子太近，后面又是个坡，见不到阳光，也没有施肥，秧子长得并不好，到后来我走了也还没有收。

我也去山里采过竹笋和蘑菇。竹笋有些太大了，采回来也不能吃，他们只好帮我挑选，我还好不高兴。 蘑菇也是，他们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我不知道，只好采回来让他们帮着选。记得那次是我爸爸妈妈在的时候，也许是我快要离开湖南了，我们去采了好多蘑菇。 我说我想吃那个最大的，直径几乎有我的手掌那么大。他们大人都说小的才好吃，我不管，坚决要吃大的。

也在山里摘过野果子。那种小的象小酸枣的东西，也许就是酸枣，但是很小，只有一点点酸味，没有别的什么味道，也吃不到什么东西。 也吃过毛栗子和板栗，但是比较少。板栗要用两块石头夹着砸，还要小心不被它的刺扎到。当然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柿子和“高子”。

有一个事情我印象很深。二队有一只水牛受伤了，必须杀，我们都过去看，因为这是很稀罕的事。 但是他们让我去接牛血，说是趁热喝了可以壮身体——我的体质比表兄弟都弱很多。 我不相信，他们就告诉我说，原来我的老师何本汉也是像我一样的瘦弱，后来就是喝了生牛血就长壮实了。 我去了，因为围着好几层人，也因为我害怕，就没有看见杀牛的情形。不过我把我的搪瓷杯子递过去了，接了一小半杯牛血。 我一下决心一闭眼，抿了小半口在嘴里，味道很奇特，没法下咽，就都吐出来了。他们说我怕腥。我都还不知道什么是腥味。过后我的瘦弱就更有理由了，因为我没有喝牛血。

我倒是看见过杀猪，因为我在家过了两次年。那是在我们家的坪上。几个男人把猪按在一张长凳上，那猪当然在那里哇哇乱叫。 一个富有经验的人拿一把杀猪刀从脖子下面插进去，据说是直通心脏，把血都放出来，下面用个盆接住。猪血我吃过，不过都是烧熟了以后。 猪血烧熟了称为血豆腐，也就是猪血的样子是一块一块的，像豆腐那样的软硬程度。也有一种不一样的血豆腐，那是用猪血混合豆腐做成的。

过年的时候除了杀猪有猪肉吃，还有糯米糍粑可以吃。我不记得新鲜的糍粑是怎么吃的了。有记忆的是后来吃干糍粑。 把干糍粑丢在做了饭的灶里的灰烬里，让灰烬的余热把它烧熟，拿出来弹一弹灰就可以吃。这样它的外面有一点焦脆，而里面又软又粘，真正是外焦里嫩，很好吃。

还有一件事我这辈子都没跟任何人讲过。他们的正屋有个小阁楼，是从房子里面的一个小梯子上去的。 我在上面看见一些箱子，里面有些很好的衣服，好像没有穿过，现在想起来也许是“寿衣”。然后在背后，梯子的反方向，我发现一个有小抽屉的柜子， 里面有些我以前没有见过的长方形块状的红糖！每块大概有巴掌那么长，一寸宽，半寸厚。我知道它是糖是因为我用舌头舔了。 我其实在北京是不怎么喜欢吃糖的，家里的水果糖放一个大圆洋铁皮盒子里让我自己随便拿，我总是想不起来去拿，结果吃的速度总赶不上叔叔阿姨送给我糖的速度， 妈妈总说我的糖是越吃越多了。而在湖南，我却偷偷爬上那个梯子去舔了几次那些糖——因为怕被发现，不敢咬下来吃，只敢舔一舔。

其他

打雷下雨的时候好像很可怕，因为雷声很低矮。我倒不怕一般的雷公电母的故事，但是他们说有的时候雷电会打到屋子里来，那是没地方躲的，因而很可怕。

上厕所一开始也很不习惯。“厕所”是一个大木桶，上面架几块板子，中间留一点缝。旁边有个梯子上去。每次上去都很害怕，怕掉下去。 当时还不知道掉下去会淹死，而只是觉得会一身臭。 夜里点个油灯上去更是害怕。上完了厕所用树枝“擦”也很不习惯。我试过用写字的纸擦，一点也不好用，纸太光滑，反而擦得到处都是。

我走以前端源哥哥回来要准备结婚，给自己盖房子。我去帮他做过瓦坯，用个木模子做的，里面浇上泥浆，木头做的模子上刻了有印子，那是瓦坯的薄弱环节， 等瓦坯干得差不多了用两只手一拍，一个圆筒状的瓦坯就分成了四等分，可以烧成四片瓦。端源哥哥自己把瓦坯放在一个窖里烧瓦。 我很佩服他什么都会。我们还帮他做过土坯砖，也就是他把模子里倒好了泥浆以后我们小孩子帮他把上面磨磨平。那些土坯砖特别大，我都拿不动。 在这以前我没见过土坯砖造的房子。我们住的房子是木头板子的。

说起木头板子，我记得我呆呆的看一个木匠[爸爸说：这是桶匠]做木桶和木盆等家具。他的工具里有不多的金属，而做出来的东西里一点金属都没有。我看他把木板刨平。 我看他做榫子。我看他把一片片的木板连起来，用靠旋转惯性原理操作的手钻打眼，用竹劈削尖了做成竹钉打进去，再把另一头削尖了打进另外一块木板里， 最后连成一块大木板，上面再用几块横木板加固。如此等等，让我看得如痴如醉，不忍离开。

妈妈说他们给家里寄过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家乡的人很珍惜，传着听。但是我没有记忆。也许是我走了以后？

我不记得是不是跟他们通过信了。也许有过。但是通信也特别不方便。要有人去公社去取。

我还记得奶奶攒了鸡内金，每个值一分钱。我们去公社的时候用它换过火柴，两个换一盒。我们也用面粉换过面条，是一斤换一斤。 我问他们大人一斤面粉怎么能换到一斤面条，他们说是因为做面条的过程里面加了水，一斤面粉能出两斤面条。

晚上基本上是日落而息，为了省灯油。有两次有县里的电影队来放电影，是在学校的坪上放的。放电影一定要等天黑以后。 因为村里没有电，电影队带来了柴油发电机，一边放电影一边突突地响。

也有一次是月食，爷爷奶奶给我准备了锅盖什么的，要出去边敲边喊：“天狗呷（qia）月喽！”我个性不爱做热闹的事情，而且明明知道什么是月食，不觉得有意思。 不过后来还是去了，和村里别的孩子一起去转了一转。好像也没有等到月食真正开始就回家睡觉了。那时候小，月食有概念，但是没有见过。

72年十月，我在湖南住了两年零20天以后，又在事先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匆匆离开了。我种的凉薯还没有收，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谁去收它，收到任何凉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