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nes He, 2023年8月，长岛
Melanie, Peter的侄媳，在准备Peter的生命庆典时给了我一项“任务”。她需要在“葬礼卡”上插入一个“段落”。她问我能否找到一段代表Peter的有意义的段落。
Peter喜欢航海，也喜欢对诗歌进行文本分析。所以我推荐了一首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的诗《跨越障碍》（1889）[Alfred, Lord Tennyson, "Crossing the Bar" (1889)]。这首诗是对生命（以及生命的终结）的隐喻反思。
Sunset and evening star,
And one clear call for me!
And may there be no moaning of the bar,
When I put out to sea,
But such a tide as moving seems asleep,
Too full for sound and foam,
When that which drew from out the boundless deep
Turns again home.
Twilight and evening bell,
And after that the dark!
And may there be no sadness of farewell,
When I embark;
For tho' from out our bourne of Time and Place
The flood may bear me far,
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
2023年6月10日，我有公务在香港。我查看了电子邮件，看到了 Chris Fries 发来的一条新消息；他好心地把我加入了 Fries 大家庭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开始的长长的电子邮件群中，邮件的主题是 “Peter叔叔的健康状况更新”。Chris的信息很简短，但却破灭了我对Peter康复的最后一丝希望。Peter已经一去不复返的远航了。
有些失去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只能埋藏在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我们宁愿缄口不谈，因为担心言语可能会曲解或者贬值我们的感受，并且担心说出、写出的字句会使不可想象和不愿接受的事情变为真实。失去Peter就是这种感觉。
我向Melanie、也向我自己保证，有一天，我会写的。因为写作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好好跟Peter告别的方式；也只有通过我的文字，Peter才能，作为一位教授、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人，在我的世界里长存。
1986 年 8 月，我在美国读书的第一个学期，在亚利桑那州图森(Tucson, Arizona)，我第一次见到Peter。当时我刚刚完成北外的本科学习和新加坡的教育文凭课程，是亚利桑那大学英语系英语作为第二语言项目（培训 ESL 教师的项目）的一年级硕士生，21 岁。Peter碰巧在那学年（1986-87）从中密歇根大学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来到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当客座教授。我注册了他教的课程——ENG 612 英语语法。我是那个班大约 20 名研究生中唯一一个英语位非母语的国际学生。
在那门课上，Peter概述了英语语言的结构，从音素、语素到语音规则、句法模式和话语规范。作为语言学家和教授，他总是深思熟虑，并且总是以真实语料为出发点，我后来意识到这是美国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以伦纳德·布卢姆菲尔德和查尔斯·弗里斯为代表）的一个显著特征。Peter特别强调范式选择和组合选择以及选择背后的基本原理，这显然可以归因于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期间从Kenneth Pike那里接受的标签模因学(Tagmemics)训练，以及他早期接触到的布拉格学派功能语言学派。布拉格学派直接影响了在英国、美国和后来的澳大利亚得以发展的语言学中的人类学导向的功能主义，韩礼德 (MAK Halliday) 是这种功能学派的最突出的代表。Peter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始终追随并补充了韩礼德的研究，对韩礼德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一直怀着执着的信念，并在该框架内从事自己的语言学研究（稍后会详细介绍）。Peter在那堂课上讨论的内容对我来说听起来既新颖又熟悉。之所以新颖，是因为他将语言模式上升到理论，清楚地阐明了在语用背后的深层规则。熟悉是因为，我从 10 岁开始学习英语，并且在中国读了英语本科，这些英语结构、规范和模式我都刻意、系统地学过。于是，就发生了没有想到的事情：就元语言学知识范畴和分析语言所需要的客观距离而言，我的英语为非母语的背景竟然给我带来了比班上英语为母语的同学更大的优势。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在那堂课上显得“脱颖而出”，并有幸得到Peter的关注和赞赏。有时，当英语为母语的同学们分析语法似乎陷入循环时，Peter就会说，好吧，让我们听听Agnes的想法......
我跟Peter上的那堂课程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Peter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我可以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领域取得任何成就的教授。他给了我对研究生学习以及随后在美国学术界应用语言学领域从事研究/教学所急需的信心。我在那堂课上写的学期论文后来成为我的第一份单独撰写的学术出版物（Yang [He], A. W. (1989). Cohesive Chains and Writing Quality. Word, 40(1/2), 235-254）。但我也遇到了问题。美国的研究生习惯直呼教授的名字。所以大家都称Peter为 “Peter”，而不是“Dr. Fries（佛利斯博士）”。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亚洲文化中，教授是必须受敬重的。所以，作为一种妥协，我就叫他“Dr. Peter”！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我终于在称呼他时放弃了“Dr. (博士)”这个头衔。最有可能的是当我自己也成为“博士”时，可能是在1993年，那年Peter和Nan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参加了我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
这些年来，随着我作为学生和学者的日趋成熟，我对Peter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欣赏。
查尔斯·弗里斯（Charles Fries）, Peter的父亲，除了对描述性结构语言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外，还在密歇根大学创立了英语语言学院（ELI），并创建了用于语言教学的 ALM（听说法）。以查尔斯·弗里斯（Charles Fries）为榜样，Peter在本质上也是一位应用语言学家。Peter希望语法描述对语言教师和语言学习者有具体的帮助，这样语言学不仅可以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还可以为语言教学做出贡献。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抓住机会在亚利桑那大学的 MA-ESL 项目中担任客座教授（当时 Peter 的中密歇根大学没有此类项目）。这就是为什么 Peter（和 Nan）除了参加年度系统功能语言学会议外，还定期参加 TESOL（英语为二语教师协会）会议、AAAL（美国应用语言学协会）会议和 NCTE（全国英语教师协会 - Charles Fries 曾在20 世纪 20 年代末担任该协会主席）的会议。这也是为什么Peter与Ken and Yetta Goodman多年来合作进行阅读研究（特别是偏误分析），探求阅读的语言认知规律，并与Jane Goodall和她的团队合作，研究黑猩猩的语言能力/潜力。
Peter自己的研究重点是书面文本中的意义建构。他在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最出名的应该是他在主位-述位分析方面的工作。韩礼德 (Michael Halliday) 将主位比喻为悬挂信息的枢纽，述位则是信息的主体，比较抽象。是Peter Fries证实并运用了这一抽象概念，并提出了一种系统化的细粒度文本分析方法，细究句子和从句的不同语法位置中各种元素的形态。近年被广泛引用的一篇文章是 Fries (2002) (Fries, P. H. (2002). On theme, rheme and discourse goals. In Advances in written text analysis (pp. 243-263). Routledge), 但是其实他已经研究“主位”这个概念研究了 30 多年（最著名的是Hasan, R., & Fries, P. H. (Eds.). (1995). On subject and theme: a discours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John Benjamins），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个方面的国际知名权威。尽管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身并没有在美国主流语言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Peter 的工作不但得到世界各地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的推崇，而且得到了Sandra Thompson等美国著名功能语言学家以及Heidi Byrnes、Marianne Celce-Murcia、Diane Larsen-Freeman 等有影响力的美国应用语言学家的充分认可（顺便一提，Larsen-Freeman大约 20 年前担任过Charles Fries创建的密歇根大学 ELI 主任）。Peter始终热衷于探索如何用语法资源构建意义（彰显性、重要性、凝聚性、连续性、矛盾性）——具体来说，我们在句子和从句开头放置什么，在句子和从句末尾放置什么，句子和从句的开头和结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制约于话语环境、交际目的、听众、体裁等因素的。
多年来，Peter总是鼓励并（温和地）推动我不断进步。 AAAL 是我最主要的学科大本营，Peter 和 Nan 和我通常会在 AAAL 年度会议上定期会面。 1996年3月，Peter和我在芝加哥举行的第18届AAAL会议上共同组织了一场题为 “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 的研讨会。那时我很年青（并且怀着我的第一个孩子），Peter当然已经是资深。然而，他让我来为研讨会做开头的总括性概述。那是我第一次在大型会议上组织研讨会。有Peter在我身边，我感到很踏实、很安心。
鉴于Peter对书面文本的关注，我首先感到惊讶，然后非常感激Peter鼓励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去跟Manny Schegloff（对话分析的创始人之一）学习。Peter和Manny是私人朋友（我记得他们是通过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夏季语言学研究所结交的），尽管他们使用非常不同类型的语料，而且有着非常不同的认识论传统背景（Manny主要是一位对人类互动有着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正如Peter和乔姆斯基是朋友（他们两个都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但他们对语言学的看法几乎是正交的（如果不是对立的话）。多年后，当我有足够的信心把自己看成是话语分析“专家”的时候，我问Peter为什么他不研究自然对话。他坦诚地告诉我，他觉得对话语料比较杂乱无章，因此更难驾驭。但是，你怎么鼓励我去做CA（对话分析）啊，我反驳道。啊，是的，我是鼓励你去做，因为我知道你能做到！作为一个教授，Peter不仅启发和鼓励他的学生，而且还为他们设想了宏伟而大胆的计划。
Peter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因为他热爱他的工作，而且我相信，还因为他致力于传承查尔斯·弗里斯Charles Fries的成就。Peter从不想往或渴求任何利益、职位或认可。正因如此，他（和Nancy）有时也会“拖我的后腿”。我曾两次受邀考虑担任一家主要期刊的主编。我蠢蠢欲动。但Peter说，你确定在你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这样做是正确的吗？通常，当人们自己不再进行原创性研究时，他们才会承担起这种重大的主编责任。有几次，我被特定招聘去做一些相当重要的学术行政工作。我觉得诱惑力很大。但在与Peter和Nancy交谈后，我更加清楚这些职位的最大好处是薪水，而不是持续学术发展的机会。每当我发现自己处于职业十字路口时，我将永远感激他们的支持和智慧。近年来，我创立并领导了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担任系主任，并积极参与 AAAL 的领导工作。Peter对任何行政管理工作都没有什么经验或兴趣，但是他非常专注地听我讲述当今的语言研究可以如何通过跨学科合作而变得更有意义、更有影响力，听我讲述（应用）语言学研究如何不仅可以改善语言教学法，而且可以直接促进社会正义...... 我愿意相信，Peter对我目前工作的涉及面和严谨性都很欣赏，就像他当年对我在学习书面文本分析后转向对话分析感到自豪一样。
1986-87 年，我们在图森(Tucson)以教授和学生的身份偶然相遇后，Peter和Nancy就一直追踪着我的轨迹（不但职业生涯，还有个人生活），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他们把我当作“女儿”，他们成了我们大家庭的一部分。 （更多细节，请参阅我为纪念Nancy而写的另一篇文章。）他们“认可”劲松作为我的丈夫（我是先认识Peter和Nancy，后认识劲松的），并为我们婚礼以后简单的招待会买了单（劲松和我当时两人都是贫穷的博士生）。我们的孩子路然和逸然很幸运，拥有三对身居世界各地的祖父母——在中国的爷爷奶奶、在西班牙的外公外婆，和在美国的Grandpa Peter Grandma Nancy。我们有机会一起庆祝感恩节、中国新年、圣诞节（当时Peter穿着一件红色T恤，上面描述了人生的4个阶段——1.你相信圣诞老人，2.你不相信圣诞老人，3.你是圣诞老人，4.你看起来像圣诞老人）、小学毕业典礼。 2004 年夏天，我们全家去了他们的 Mt Pleasant 农场（那是我第三次去，孩子们第一次）。孩子们和Grandpa Peter开着拖拉机一起玩得很开心，用草坪洒水器洗澡，放风筝，从菜园里采摘青豆，学习如何用奶瓶喂养小牛。我们还在Tucson拜访了Peter和 Nancy，他们在那里也有一个房子【冬天住】。孩子们喜欢推着Grandma Nancy的轮椅，或者就跟Grandma一起坐在轮椅上。2005年我们全家旅行在伦敦，Peter 和Nancy见到了我的父母；在长岛，也见过我的公公婆婆。直到今天，我的父母仍然清楚地记得Peter推着Nancy进出伦敦的Fleet Street（我们在那里的一个餐厅见的面）的情景，钦佩他是一位如此忠心耿耿的丈夫。
后来，孩子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忙，Nancy的健康状况也不断下降，我们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只能依靠电话，每次总是Nancy打过来，Peter 在旁边听。他们跟踪孩子们的生活，过了中学，又继续到大学（路然入了哈佛，逸然入了麻省理工）。孩子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Grandpa Peter和Grandma Nancy都感到自豪。 Peter 对路然跟 Steven Pinker（《语言本能》的作者）上的心理学课程特别感兴趣，并且好奇逸然在理工科和写作方面的双重优势可能会带给她怎样的职业道路。Peter对孩子们参与的多种课外活动（波士顿施粥厨房、欢乐合唱团、玻璃吹制、钢琴、帆船等）感到惊讶和高兴，并经常评论（精英）大学和教育的总体情况，感叹时代的变迁。 Nan 去世后，我们与 Peter 进行了几次家庭 Zoom 聊天/晚餐，其中一次是在他生日，一次是在感恩节前夜。我很高兴我们有机会向他介绍我们最新的家庭成员，艾米，路然的女友，艾米在大学恰好也是主修的语言学。
我原定于 2020 年 3 月在亚利桑那大学做一场关于语言和移民的特邀客座讲座。Peter当时在Tucson，并且已经在为我的去访忙着做准备。我们讨论了去哪里散步、去哪里吃饭、还邀请谁。但是，COVID瘟疫发生了。我的行程取消了。我改为在 Zoom 上发表演讲。Peter写道：“这次见不上面，我非常【‘非常’两字大写】遗憾。我非常期待着（使用当前的搭配）在这么长时间后再次见到你。向你们俩致以深深的爱和良好的祝愿。“继续前进“，正如大家所说。Peter”。 Peter 难得使用大写体。他从不会喧嚣，从不夸大其辞。从他的字体中我能感觉到，他失望的程度一点也不比我的低。
我们的儿子路然热爱逻辑学，这种热爱由此又延申到语言学。有一次，他对“in love”和“in trouble”之间的语法差异有一个疑问，如下：
这对Grandpa Peter来说是一个完美的问题！ Peter 从 SFL（当然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他寄来的答案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20 日）。Peter把重点放在载体 + 过程：关系：属性：+ 属性。他给路然的回复长达 3 页半，借鉴了 COCA（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10 个文件的频率分析，并附有一张图表、几个平行论点和一个脚注。一如既往，通透而严谨。 （Peter的结论，简单来说，就是“love”的名词属性不如“trouble”的强。）
就在一年前，即 2022 年夏天，在Peter患中风前后，路然陷入了真正的“trouble麻烦”。他被公司解雇了，原因不详。路然相信，原因是他为他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团队中唯一一位女性同事打抱不平；那位女同事的工资比其他团队成员（全是男性）低很多。幸运的是，在一个月之内，路然收到了几份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且，他加入了纽约市的一群年轻专业人士，继续为弱势群体发声，继续为社会公平正义努力……那段时间，我经常打电话与Peter交谈，了解他的健康恢复情况，并与他分享我的担忧（路然的失业）以及自豪（路然的正义感和他的就业能力）。Peter一如既往地倾听着，分享了他的想法，缓解了我的担忧，并大力称赞路然 “made good trouble” (这个麻烦找得好)。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每一次谈话，我都觉得Peter比前一次的说话清晰度有明显改善，到最后听起来就像他中风前一样。
由于担心Grandpa Peter会孤独，逸然建议Grandpa养一只狗。我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们曾几次提出这个建议（在他中风之前）。Peter最初似乎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后来改变了主意。他说他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养狗，而且房子老了，有老鼠，不太适合养狗。我经常想知道（也常常担心）：Nancy去世后，Peter真的像他看起来那样过得很好吗？Peter喜欢观鸟。我记得他们客厅里有一个大望远镜。Nancy曾经告诉我们，Peter可以识别数百种不同的鸟类，并且有丰富的有关候鸟的知识。像候鸟一样，Nancy走后，Peter独自一人继续着Mt Pleasant和Tucson之间的漫长的季节性旅行【正常速度不停止的开车，单程需要30个小时，Peter一个人需要开一个星期】。 2022 年 5 月，他最后一次从Tucson返回 Mt Pleasant 后，他告诉我，在整个旅程中，他只与一个人聊过天，那人也是一位年长的男士，他们两人在一家餐厅，用了洗手间后遇见的。
我现在后悔，在我还可以去看望他的时候，无论是在Mt Pleasant还是在Tucson，我没有去。
我第一次得知Peter中风是在 2022 年 8 月 23 日，那天我的系主任（作为我的继任，他用的是我在担任系主任期间用过的电话）向我转发了Peter本人的电话留言。Peter的声音很轻，而且有点含糊。他说：“嗨，Agnes，我打电话只是想打个招呼。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立即回了电话。正如我所猜测的，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Peter从不为自己寻求关注。相反，他总是为别人着想，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无论是在Isabella Medical Facilities（重病康复医院）还是在Crestwood Village（护理老人院），Peter总是说，他们（工作人员）已经尽力了。尽管他的需求经常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得不到满足（例如需要帮助如厕，需要帮助从床上移到椅子上）。他的助听器没电了，他晚饭后需要吃点小点（据他说，晚餐通常量很小），他也不愿意麻烦工作人员。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们已经人手短缺，而且工作过度。
Peter不想打扰别人，有时做到了极端，让我感到不安。有一次他摔倒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正在去邮箱取邮件）。我建议他购买一个专门给老年人使用的紧急呼叫按钮。他同意这个想法，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我再次询问他时，他说为了购买这样的设备，他需要提供两个当地的联系电话。他说，他有一位朋友他可以问问，请她作为他的第一个本地联系人；但是他想不出任何其他人可以成为他的第二个本地联系人(虽然我知道他认识很多人)......他说他不想打扰任何人，不想增加任何人的负担。
Peter总是谦虚、谨慎、温文尔雅，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位体现人类卓越和高贵精神的绅士）。Peter和Nancy有一次来我们长岛的家，我的两位年长亲戚也正好来拜访。我的亲戚因为英语说得不好而道歉。Peter回答说：“哦，不，不，是我应该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会说中文。”
2022 年圣诞节，路然和艾米送给我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他们在逛纽约市的一家旧书店时，看到了查尔斯·卡彭特·弗里斯 (Charles Carpenter Fries) 于 1940 年出版的一本书《美国英语语法：当今美国英语的语法结构，特别涉及社会差异或阶级方言》，全国英语教师委员会的英语专著系列（第 10 卷）。他们猜测这和Grandpa Peter有联系。在网上一搜索，证实了他们的预感，就为我买下了这本书。
生命、爱和治学到此完成了一个轮回。
谢谢你，Peter，让这个轮回成为可能，而且，如此美好。